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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文明和美好——上海浦东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区观察******

　　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写照。眼下的浦东，面对的又是一道新的考题——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能否实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能力和城市治理水平高效能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和城市发展品质高水平改善、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高标准示范？

　　记者日前来到浦东新区多个街镇的居民区、集市商圈、公园绿地、图书馆，发现以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区为契机，浦东正在谋划一篇立足“大文明”的文章，着力让文明创建成为破解治理难题、为民办实事的有效抓手，让文明成为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让文明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

　　文明的城区，应是烟火气盎然的

　　不少人理解的文明创建就是街面打扫干净、车辆码放整齐、整治“脏乱差”“老破小”……这时，菜场、夜市、背街小巷、公共厕所，往往成为文明创建的薄弱环节，是否应“一整了之”“一赶了之”？

　　在浦东，居民身边的“菜篮子”有了“七十二变”。每天早晨，金杨路上的金杨市集都格外热闹，除了买菜，不少居民是专程来吃早餐的。金杨市集的前身是建于1998年的枣庄集贸市场，经历了从露天摆摊到“退路进室”，是典型的老菜场。2021年，对周边居民开展充分调研后，当地明确将“菜篮子工程”与“早餐工程”有效融合进行改造。2022年，金杨市集挂牌上海市五星级标准化菜市场，是浦东首家获此殊荣的菜市场。

　　浦东菜市场建设的数量与质量均位居上海全市前列，商务委在册的菜场就有196家。推动缺配地区菜场新建、老旧菜场改建、传统菜场转型，浦东精心呵护街巷社区的“烟火气”。昔日文明创建的薄弱环节，成了凝聚人心、汇聚人气的亮点所在。

　　特大型城区的管理，要做到“精细”二字绝非易事，高楼林立的背后，有不少“老小旧远”的难题有待破解。在塘桥街道峨海小区入口处，原本平平无奇的门卫室焕然一新，成了集接待、咨询、便民、公益等服务于一体的社区阵地，周边搭配微景观，平添一道风景线。

　　一段时间以来，塘桥街道在“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中发现：服务对象仍以覆盖老年人为主，年轻群体感受度不高；社区党组织不断强化宣传、治理和服务功能，群众对党建工作的获得感提升仍不够明显。梳理之后发现，小区的主出入口是社区所有人群的必经之地，也就意味着，这里成了可以实现社区全人群覆盖的新公共空间。小小的“门房间革命”应运而生，形成社区治理的第四空间，也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2022年，这一改造在塘桥街道24个居民区实现全覆盖。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中，浦东新区文明办深入社区基层，以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发力点，联动街镇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用精神文明建设赋能“家门口”服务，全面推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综合治理。在一个个难题的纾解中，带来城区品质的大提升，也为全国文明典范城区创建打下扎实基础。

　　文明的城区，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可以打卡最美天际线，也可以走进100多年前远东最先进的码头；可以吹吹江风，走一走12座“云桥”，也可以坐进驿站，看云卷云舒……东岸滨江新时代文明实践带行走线路一上线，就成了“网红”。60分钟的路程，串联起30个沿线地标、20个滨江故事，参与者可以走进浦江东岸工业文化百年变迁，沉浸式体验“人民的滨江，世界的会客厅”。

　　这里也是沪上骑行者的打卡胜地。江上轮船来往、白鹭齐飞，江边芦苇飘荡、草坪开阔，青年艺术家的涂鸦作品让骑行有了更多乐趣。骑行者们将杨浦大桥下方的绿道起点称作“北墙”，徐浦大桥下的终点则是“南墙”，每逢周末，纷纷来到这里开启一次“撞南墙”的骑行之旅。有市民感慨，滨江岸线“三道并行”，可以散步、跑步、骑车，享受家庭休闲时光，“各行其道，各美其美，就是文明的样子”。

　　江、河、海可亲可近，高楼“森林”怀抱着绿地和老建筑——在浦东，时时能感受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文化的相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家住浦东高行镇新高苑小区的刘阿姨，已经把家门口的赵家沟作为休闲散步的首选去处，“这里河水清澈、岸边绿化好，休闲设施也齐全，天气好的时候过来散散步，心旷神怡。”位于高行镇的赵家沟条段是三星级河道。在做好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工作的同时，浦东新区通过星级河道和样板水系创建，打造水上景观样板。浦东新区还提出“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启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将水源保护、面源污染防治、农村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改善有机统一起来，水系、道路、农田、村庄、绿化同步规划、同步治理。

　　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浦东更能理解，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根基，绿色是人民城市最动人的底色。过去十年来，浦东新区积极推动“公园城市”建设，全力增加绿色空间、提升绿色品质。2022年1月，占地面积167公顷的合庆郊野公园一期开园。作为浦东新区首个郊野公园，合庆郊野公园在保护农田和农村肌理的基础上，让农村村落、农田、果园及森林，与公园新建景观交织，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公园的特有风格。

　　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浦东勇于作为，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把最优的服务送给人民，把最美的生态献给人民，把最便利的出行带给人民，加快为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文明的城区，应是“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

　　今天，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浦东，如何深刻理解文明、持续践行文明？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它是诚信、是秩序、是开放、是效率，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文明是最大的软实力，决定了一个城市能够站得多高、走得多远。它是市民文明素养的细枝末节，更是看得见的营商环境，对区域经济有着显著的带动作用，也制约着经济发展的上限。检验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最直观的一条，就是看人们愿不愿意到这座城市来，愿不愿意留在这里、投身其中。

　　陆家嘴街道是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区，面积约6.89平方公里，辖区实有人口12.6万，境外人员0.7万，109幢商务楼宇中有近30万的工作人群。陆家嘴街道的做法是通过区域化党建，促进商务楼宇与小区楼组“两楼联动”，在链接多方资源中，实现参与主体多元化。2022年，陆家嘴街道楼宇商圈党群服务站揭牌。

　　截至2022年年底，浦东新区已建设形成“1+36+1347”区级、街镇、村居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网络全覆盖，并形成177个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新区实名认证注册志愿者超130万，建设市、区两级志愿服务基地71个。浦东清楚地认识到，市民群众对更精细化的管理，更人性化的服务，更常态化的创建有了更多的需求，这就要求文明创建工作不能止步，不能满足现状，必须更加突出精神文明的本质要求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2022年11月1日起，作为首部针对小区治理的浦东法规，《上海市浦东新区推进住宅小区治理创新若干规定》开始实施。着眼小区治理“顽疾”，浦东以立法和制度补位，着力加强居民自治能力建设，更好发挥多元力量的作用，实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如今的浦东正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创建利民惠民的实际成果激发市民的参与热情，以市民文明的自觉提升文明创建的水平，以人的全面发展来促进城市治理水平的持续提升，在典范城区的创建实践中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上海故事。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04版）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