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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保险业2022年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

　　中国网财经2月3日讯(记者 郭伟莹) 今日，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主要经营和风险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此外，在新市民金融服务方面，银保监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出台政策措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着力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目前，覆盖新市民的金融产品超3万个。

　　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在介绍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数据情况时表示，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主要经营和风险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2022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79.4万亿元，同比增长10.0%。保险公司总资产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1%。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5.1万亿元，同比增长9.1%。2022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21.3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增速为11.1%，银行保险新增债券投资超过11万亿元。2022年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4.7万亿元，同比增长4.6%，新增保单件数554亿件，同比增长13.3%，赔款与给付支出1.5万亿元。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2022年，制造业各项贷款新增4.7万亿元，增量为去年的1.7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融资成本持续压降。2022年，新发放企业类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0个百分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5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62个百分点。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大对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绿色信贷余额同比增长35.7%，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超过40%。

　　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加强对保障性住房金融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3万亿元。积极支持就业创业，创业担保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1%。引导信贷资金持续投入教育领域，教育行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1%，个人助学贷款同比增长22.1%。养老年金保险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持续推进。商业养老年金原保险保费收入617亿元，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保单件数33.9万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已脱贫地区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

　　主要风险指标处于合理区间。2022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3.8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699亿元。不良贷款率1.71%，同比下降0.09个百分点。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例为78%，保持较低水平。2022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资产3.1万亿元，其中不良贷款处置2.7万亿元。“明天系”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银保监会已批准采取市场化重组和新设机构承接相关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等方式，稳妥风险化解，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风险抵御能力整体充足。2022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3万亿元，同比增长5.4%。2022年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5.17%，较年初上升0.0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05.85%，持续保持合理水平。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为147%。目前，保险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12%，保持在合理区间。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以来，银保监会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深入落实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加大支持力度，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一是着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做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设备更新改造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工作。截至2022年末，已投放约74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2700多个。指导政策性、开发性银行用好8000亿元新增信贷额度，引导商业银行等同步跟进重大项目配套融资。2022年，支持发放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贷款1214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33.8%。

　　二是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2022年，新发放企业贷款超过一半投向民营企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长23.6%，企业类贷款平均利率较2021年下降0.47个百分点。我们还重点引导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的纾困帮扶力度。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商务服务业、住宿餐饮业贷款全年合计新增7万亿元。

　　三是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截至2022年末，高技术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6.5%，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6.6%。2022年，科技保险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22%。

　　四是支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截至2022年末，京津冀协同发展地区贷款余额25.3万亿元，长江经济带地区贷款余额98.8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贷款余额24.5万亿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地区贷款余额57.1万亿元，自贸区贷款余额11.4万亿元。

　　五是支持绿色转型和海洋强国。截至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23万亿元，同比增长35.7%；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淡化处理、海洋环境服务等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8.3%。2022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17%，海水养殖领域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45.3%。

　　六是支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2022年，保险业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12.6%。车险、责任险、意外险增长较快。保险公司赔付支出1.5万亿元。商业养老年金原保险保费收入617亿元，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保单件数33.9万件。引导信贷资金继续投入教育卫生领域。截至2022年末，教育行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1%，卫生和社会工作贷款全年增量为2021年同期2倍。

　　覆盖新市民金融产品超3万个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市民金融服务时表示，银保监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出台政策措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着力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目前，覆盖新市民的金融产品超3万个。

　　据介绍，为提高新市民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新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银保监会联合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鼓励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做好与现有支持政策的衔接，结合地方实际，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高质量扩大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度。牵头主办2022年金融街论坛“金融精准服务新市民，奋进共同富裕新征程”主题论坛。开展新市民金融服务宣传活动，宣传交流银行保险机构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进展和良好做法，有力推动政策落实落地，让具有潜在需求的新市民了解政策和服务。

　　同时，银保监派出机构积极推动政策落地。具体来看，一是制定具体落实政策措施。银保监局主动与地方政府对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地方政府政策，研究出台落地措施。联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行动方案，实现在就业、创业、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政策协同，提出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细化措施，促进实现新市民金融服务的便利化和均等化。

　　二是加大推动督导力度。银保监局选取重点城市和重点群体，分类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见成效。根据新市民特点，推动银行保险机构丰富金融产品，加强对本地区新市民创业人员的金融服务；推动保险机构发展雇主责任险、建筑工人意外险、家政雇佣责任险等产品，加强对新市民的保险保障。推动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新市民住房安居、消费、创业等主要金融需求，强化新市民金融服务。

　　三是促进信息共享。银保监局会同政府部门完善信息平台，探索解决数据支撑不足问题，进一步夯实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基础。积极协同地方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地方征信信息服务平台，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多维度数据，优化新市民信用评价体系，精准定位新市民客户群体，加强金融服务。

　　四是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银保监局高度重视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工作，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根据新市民特点，宣传讲解金融知识，提高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开展新市民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加大金融知识普及，提升新市民群体金融认知及获取能力。

　　此外，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具体来看，一是创新产品和服务，强化对新市民创业就业的金融支持。优化信贷产品和保险服务，扩大支持新市民创业就业的金融服务供给。针对来本地创业的新市民融资需求，优化小微企业经营信贷产品。聚焦新市民较为集中的行业，开发相关保险产品。

　　二是加强住房金融服务，满足新市民安居需求。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新市民安居需求。

　　三是完善健康和养老金融服务，增强新市民基础民生领域保障。通过完善健康保险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助力优化社保和医保服务等方式，强化对养老行业的金融支持。部分保险机构积极与地方合作，推出商业医疗保险项目，推动当地医疗保障有效覆盖至新市民群体。部分银行加强与地方医疗保障部门的合作，便利新市民异地就医结算。

　　四是积极落实政策要求，加强新市民培训教育金融服务。积极落实国家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助学贷款相关政策要求，支持新市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子女教育。

　　五是针对新市民特点，提升基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积极优化开户等基础金融服务，并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助力保障新市民合法权益。部分银行推出个人结算账户简易开户服务，方便新市民日常及发工资使用。部分银行等推出新市民专属银行卡，提供免收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短信服务费等优惠。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要看到金融服务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加强工作部署，推动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深入新市民群体，更加精准把握新市民金融需求，持续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