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步入会场。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当地时间15日至1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在这个东南亚热带海岛,世界和地区大国的领导人面对面围坐一张会议桌前,共商全球性挑战的应对之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粮食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叠加。以至于在G20巴厘岛峰会开始前,英国广播公司(BBC)预测称:“这个隶属印度尼西亚的岛屿将举办可能是二十国集团历次以来,最微妙和最紧张的一次峰会。”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在峰会第一阶段上的讲话主题是“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其中呼吁各方团结、共展责任担当之意尽显。讲话中的这句印尼谚语,也成为习近平在G20巴厘岛峰会表达中方倡议的缩影。在外界看来,面对经济总量约占全球85%的G20成员,“甘蔗同穴生,香茅成丛长”,正是在呼吁“团结”。
习近平既阐明团结的意义,也指明分裂的后果。他直言,“团结就是力量,分裂没有出路”。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刻,中方明确表达,构筑“小院高墙”也好,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也罢,都是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只会割裂世界,阻碍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
当地时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无论是世界经济脆弱性突出,还是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背后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没有进行有效的团结合作。”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指出,中方在G20巴厘岛峰会场合借当地谚语高调呼吁团结,正是直指当前问题的根本,强调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同舟共济应对挑战。
其实,“甘蔗同穴生,香茅成丛长”这一谚语,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引用。在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同样藉此强调,要积极推动亚洲合作,指出“共赢合作是亚洲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则谚语,两处场合,寓意相通。
由此也可更清晰地看出,中方强调加强团结的目的之一正是促进合作。这一立场也符合国际社会期待,正如印尼《雅加达邮报》在会前向与会各国领导人发出的呼吁:“来巴厘岛请不要只是奔着吵架”。
合作,理应成为G20的共识。在巴厘岛峰会上,习近平所提的中方倡议既着眼粮食、能源安全这一全球发展领域最紧迫的挑战,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聚焦长远的合作目标,提出要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中方强调的合作领域既瞄准当前合作的堵点,也划出国际合作的重点。”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表示,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被提上主要议程是要解决最迫在眉睫的难点,而包容、普惠、韧性的发展要求是因应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提出的治本策略。
事实上,G20这一机制正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过加强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危机解决机制”。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G20于当年11月召开第一次领导人峰会,意图通过团结合作、共同协调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
这是11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拍摄的峰会主会场外的峰会标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即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预测,超过三分之一的全球经济体将在2022年或2023年出现萎缩。世界期待G20再次展现“危机应对”的合作力、行动力。
因此,有评论指出,习近平引用这句印尼谚语背后,同样也有一层回溯G20初心之意。正如他在发言中所言,“我历来主张,二十国集团要坚守团结合作初心,传承同舟共济精神,坚持协商一致原则”。
“G20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通过团结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高飞分析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当下,中方表明了G20要坚守团结合作初心,是意在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能真正回归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回归理性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发挥团结合作的作用,以实现“共同复苏、强劲复苏”的目标。
“共同复苏、强劲复苏”,正是此次峰会的主题。这几天,这一主题标语在巴厘岛随处可见,与岛上随处可见的甘蔗和香茅元素一样,峰会时刻的这一热带岛屿,正以自己的方式带给世人启迪。(完)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