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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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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细节披露！副部长刚下会场就上酒桌，肆无忌惮******

　　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 9日晚间，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播出第三集，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袁守旺等人的贪腐细节被首次披露。

　　落马老虎被指“衙内腐败”

　　全国两会刚一闭幕，直奔五星级酒店吃喝

　　李金早2014年10月任国家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2018年3月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20年7月，官方宣布李金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2021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李金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他被指搞迷信活动，家风败坏，生活腐化，伙同家人收钱敛财。

　　9日的专题片披露，2014年，李金早调任原国家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机构改革之后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感到这是仕途最后一站了，开始利用权力和影响力大肆敛财，并为儿子经商办企业提供资金、人脉等各种帮助。

　　专题片介绍，李金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儿子四处化缘，然后老板给钱，打到儿子的公司，让他去进行所谓的投资，“衙内腐败”在李金早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此外，专题片还介绍了李金早大量接受宴请的问题。专题片披露，2020年全国“两会”刚一闭幕，李金早就直奔一家五星级酒店赴宴吃喝。刚下会场，就上酒桌，堪称肆无忌惮。

　　李金早参加的饭局，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比较高档的私人会所，或者高档的酒店里面。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7月份他被立案调查期间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又接受了近100次的商人老板的宴请。

　　2022年4月，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李金早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550万余元，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专题片中，李金早忏悔称，本来组织上给了自己一个机会，但是自己当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就像是一个医生提醒病人一样，你这个事情恐怕就是该注意，眼睛开始发红了，或者是鼻子开始有什么问题了，但是病人觉得这没什么，使得这个病菌逐渐在积聚，最后到质变了，等你发生大的时候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这是忠告，也是我血的教训。”

　　县官为“留名”大搞面子工程

　　纯铜打造“文曲星”雕像被熔掉回收

　　9日的专题片还披露了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袁守旺好大喜功，大搞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的问题。

　　2016年，袁守旺由县长提拔为县委书记后，提出了修建中国进士文化园的计划，还要求要达到“中国之最、世界一流”，“百年不淘汰，十年不落后”。

　　当时，吉水县存在诸多民生问题，2017年才完成所有贫困村脱贫摘帽，当年财政收入仅10个亿，而在袁守旺“一言堂”之下，进士园项目于2017年10月动工，项目最初计划投资3个多亿，然而兴建过程中又不断超出预算，最终总投资高达6.8个亿。

　　2020年9月开园后，由于要买门票，本地百姓很多都一次没进去过。而来吉水的外地游客又不多，门票收入远远低于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常年亏损，广受诟病。

　　专题片还披露，起初园里规划有一座以“文曲星”为主题的巨型雕塑，做好后才发现，国家有规定严禁以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提升形象等名义盲目建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大型雕塑，对雕塑尺寸有明确的上限规定，纯铜打造的“文曲星”因超标只能躺在仓库里无法使用，最终被熔掉回收，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浪费，已经建好的巨大雕像底座至今空置在园区里。

　　据介绍，光建成的雕塑底座打造已经花了2700多万，上面的雕塑也花了2700多万。

　　除了大搞形象工程，专题片披露，袁守旺担任县委书记后表示需要避免“闲杂人等”打扰，要求在自己办公室和楼道之间加装了一道铁门，门外设了值班岗，要见他必须先通报。

　　专题片介绍，有些老百姓想反映一些情况，想见书记，包括一些干部想见袁守旺都很难，都要通过这种接待人员通报，批准之后才能见到他。

　　江西省纪委监委从袁守旺的作风问题查起，随后发现他还存在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办事，非法收受4000多万元财物的行为。2021年9月，袁守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5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袁守旺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南京市委原书记倒房细节披露

　　超低价买入，倒手卖出获利数百万元

　　9日播出的专题片，还有介绍了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的贪腐案例。

　　张敬华长期在江苏工作，曾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镇江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2021年12月接受审查调查。他的问题，始自贪图小便宜、始自同学圈朋友圈，呈现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的特征。

　　例如，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这样的心态，在张敬华处理家庭房产的问题上体现得尤其鲜明。

　　专题片介绍，他到南京任职后，短短几年里频繁买房卖房、倒房换房，先后涉及四处房产，每一套都通过违纪违规乃至违法手段获利颇丰。他先是动用职务影响力，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玄武公馆买下了一套房产；不久后，他又看中了斯亚花园的一处面积更大、位置更好的房产，授意相关部门找开发商“沟通”，提出希望对方低价出让，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提出希望直接用玄武公馆的房子来“置换”。

　　开发商顾忌张敬华的职务身份，同意了这桩显然不公平的“置换”。张敬华实际相当于少付购房款近三百万，拿下了斯亚花园的房产。

　　“首先人家不愿意卖，是一个强买的过程，买了以后又要低价，低价了以后还不够，还要置换，钱他都不愿意掏，我拿现有房子跟你换。”纪检工作人员介绍。

　　山河水则是南京一处温泉别墅区，张敬华认为颇具升值空间，于是买来投资。他一方面从开发商那里拿到了远低于市场价的“优惠”；另一方面，买房资金则是找关系密切的老板来出。房屋升值后，张敬华再以高价卖出，一买一卖又获利数百万元，继而再将卖房所得投入海珀星晖花园购买了两套房产，进行新一轮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