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平台_大发平台登录

优惠活动种类繁多 破“4”后的银行消费贷你会动心吗******

　　破“4”后的银行消费贷你会动心吗？

　　春节成为各大银行推广个人消费贷款最佳窗口

　　即将到来的春节，不仅激发大家的消费热情，也成为各大银行推广个人消费贷款的最佳窗口。

　　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2022年12月以来，很多银行推出种类繁多的个人消费贷款优惠活动，部分幸运客户可以在活动期间获得突破正常利率下限的超低利率，目前市场最低的优惠利率是招行闪电贷给出的3.2%。与此同时，国有大行的最低利率在破“4”之后继续下调。

　　银行争相向优质客户发利率优惠券

　　近期招行推出闪电贷8周年大型优惠活动。根据手机银行显示的信息，符合条件的客户会收到一张6.6折的利率优惠券，2023年1月4日至31日期间使用优惠券申请提款，年化利率低至3.7%起。此外，招行还会在活动期间送出20万份现金红包，提供百台华为手机作为抽奖大礼，以吸引更多客户使用闪电贷。

　　据了解，3.7%并非此轮活动中招行给予客户的最低利率。读者刘先生表示，招行App显示自己闪电贷的利率本来是5.94%。2023年1月初，客户经理打电话说可以申请闪电贷年利率3.2%的优惠券。2023年1月5日，刘先生使用优惠券贷款20万元，期限3年，年利率果真是3.2%，而且还可以使用先息后本组合还款方式，前期还款压力很小。

　　据了解，招行闪电贷3.2%的利率优惠券不能直接通过线上渠道获取，必须通过客户经理申请。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咨询招行东城区一家支行的客户经理，对方告知，前几天还可以申请3.2%的优惠券，但现在个人已经不能办理，只针对30人以上的团体集体办理。目前通过客户经理可以申请3.6%的利率优惠券，需要在申请后7天内提款，且不能超过2023年1月底。

　　北青报记者发现，交行广东分行也于本月推出惠民贷新年专享福利，优质单位受邀客户首次成功授信，会收到一张年利率为3.6%的利率优惠券，突破了惠民贷3.85%的利率区间下限。此外，惠民贷客户首次提交申请，可兑换2张5元支付贴金券，首次成功授信可获28天免息券和一张利率折扣券。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春节等重要节日是零售传统旺季，有助于带动消费类信贷需求，银行在年初积极发力消费信贷业务，也有“早投放、早收益”方面的考虑。从趋势看，随着消费活动释放，国内就业和收入改善，消费者信心回暖，有助于带动消费信贷需求扩张。

　　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最优惠利率

　　尽管各家银行想方设法推广个人消费贷款，但贷款审批的尺度并没有因此而放松，目前只有少数客户能享受到让人动心的最低利率。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为防止消费者产生误解，各家银行的消费贷款广告会在最后加上提示：“产品利率以实际办理利率为准，如有疑问，请详询当地网点”“具体贷款利率和额度以审批结果为准”。

　　“之前告诉我最低利率不会高于4%，我正好想装修，就申请了20万元。结果最后批下来的利率超过了5%。”市民张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最近在某国有大行手机银行申请信用消费贷款的结果。据了解，张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能享受到信用贷款最低利率的都是各大银行白名单客户的员工，他们通常在一些优质单位工作。此外，银行的房贷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也会在申请消费贷款时有优势。

　　某国有大行朝阳一家支行的客户经理表示，在该支行，最低利率只有优质单位的员工才可以办理，普通个人客户无法享受。现在都是系统审批，除了白名单上的优质客户，其他客户实际申请到的利率和额度会差异很大，很可能比最低利率高出一大截。

　　对很多消费者来说，最坏的情况并非没有享受到最低利率，而是连申请资格都没有。有读者反映，自己看到银行消费贷款广告，兴冲冲地去线上申请了一把，结果发现连贷款资格都没有。北青报记者选择一家平时没什么业务往来的国有大行手机银行尝试申请该行的消费贷款，页面显示“很遗憾你未能获得我行的申请额度”。

　　如何才能有额度呢？该行指出了三条路：一是成为该行的住房贷款客户；二是提供房产抵押或其他有效担保，联系个贷中心办理其他贷款；三是在该行办理更多存款、理财业务。

　　国有大行下调消费贷款利率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2022年下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下调了消费贷产品的利率水平。

　　2022年8月初，六大国有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下限均降至4%以下。当时，对于符合条件的优质客户，农行网捷贷年化利率低至 3.7%，工行融 e 借年化利率最低 3.75%，交行惠民贷最低可享受年化3.85%的利率，中行中银 E贷年化利率最低 3.9%，建行快贷年化利率最低 3.95%。

　　一个月后，农行网捷贷年化利率最低降为 3.65%，工行融e借一年期年化利率(单利)低至3.7%。

　　2022年7月，邮储银行邮享贷年化利率区间为3.7%-17.8%(单利)。8月下旬，该利率区间降为3.65%-17.2%(单利)。

　　不难看出，工行、农行和邮储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下限在2022年8月之后均下调了5个基点。

　　建行快贷的年化利率近期也出现下调。建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最近接连三天发布推广文章“用钱，就选建行快贷”。文章显示，目前建行快贷的年化利率最低为3.85%，比之前的3.95%下调了0.1个百分点。

　　建行宁波分行发布信息，全面介绍了建行四种个人消费贷款产品的基本情况。总体来看，线下受理的贷款产品比线上受理的利率更低，额度更高。其中，薪实贷线下凭身份证、收入证明、任职证明等申请，年化利率低至3.6%，额度最高可贷100万元；建易贷线下受理、线上签约支用还款，年化利率也是最低3.6%，最高可贷100万元。快贷全线上、手机申请、自动审批，年化利率最低3.85%，最高可贷20万元；随心贷线下核查身份、线上签约支用还款，年化利率最低3.99%，最高可贷100万元。

　　周茂华分析指出，从大环境看，为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金融政策发力，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市场利率中枢下移，自然带动消费贷等小额信用贷款成本下降。

　　监管强调要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住户贷款增加3.83万亿元，较2021全年增量缩水约4万亿元。其中，以个人消费类贷款为代表的新增居民短期贷款同比少增0.76万亿元；以按揭贷款为代表的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3.33万亿元。

　　不过，今年金融机构一定会加大对个人消费类贷款的投放。2023年1月4日召开的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金融对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持力度。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

　　1月13日，银保监会召开2023年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了今年九方面重点任务，排在首位的是全力支持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把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银保监会此前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已提出相关具体举措，包括：优化消费金融产品服务，鼓励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促进居住消费提升，为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提供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持续改善新市民金融服务，更好满足农村转移人口、新毕业大学生等群体安居乐业需要。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多渠道增加居民安全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增强消费能力。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随着生产经营活动恢复，尤其是线下消费复苏，消费类贷款的信用扩张将提速。如果有进一步的政策刺激，比如支持汽车和家电等产业链较长的行业，或者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将使消费类贷款恢复速度更快。

　　“2023年，消费金融贷款的拓展将是‘重头戏’。”建行信贷管理部相关负责人日前在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2023年要加大力度拓展个人贷款，预计2023年无论是住房金融还是消费金融都会回暖。

　　消费提示

　　消费者根据自身情况理性借贷

　　越来越低的贷款利率，让不少动心的消费者跃跃欲试。业内人士提醒大家，一定要按需申请，量力而行，不要盲目借贷。

　　北京银保监局曾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要树立正确借贷观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养成理性消费习惯，弘扬勤俭节约美德，科学安排生活支出，做好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树立负责任的借贷意识，不要过度依赖借贷消费。要明确自身贷款需求，根据需求确定是否需要贷款以及需要何种贷款。不要不计后果盲目借贷、过度借贷，否则可能会使个人甚至家庭陷入困境；更不要选择“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避免因无力偿还而导致债台高筑。

　　需要引起消费者重视的是，消费信贷资金不能用于购买房产、炒股、理财、偿还其他贷款等非消费领域。据了解，银行如果在贷后管理中发现消费贷款被违规挪用，会提前收回贷款。

　　本组文/本报记者 程婕 统筹/余美英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