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赵先生就剪纸文化为同学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首先是剪纸的历史和意义“自古中国便有剪纸的习俗,剪纸能直接反映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不仅是审美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寄托”。接着,实践队员了解到现代剪纸有别于传统剪纸,南派多用阳刻的手法,细腻玲珑,而北派则多用阴刻的手法,厚重粗犷。现代剪纸大多将两种手法结合使用,这需要传承人扎实的基本功和敢于创新的勇气。好的一幅剪纸作品需要讲究五门功课“圆尖方缺线”。力求圆要饱满,尖要挺拔,方要整齐,缺要有序,线要流畅,每一项都要求匠人有极强的耐心和细心。并且一幅小小的剪纸,却要经历折纸、画图、剪镂、贴裱四个复杂充满学问的流程。比如纸的选择上,需用宣纸染的红、黑、紫、深蓝等色纸或地方生产的毛边纸染的大红、大绿土产纸,这些纸薄而松,质地结实,而非大家想象普通的白纸便能胜任。
接着,实践队对传承人进行了采访,并提出了自己对剪纸文化的疑惑与不解。“好的剪纸设计需要与沟通和思考,需要从量变到质变,需要扎扎实实的基本功”一幅优秀的剪纸作品往往需要花费匠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而随着传统习俗的改变和社会现代的变革,如今愿意传承剪纸这项非遗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赵先生说,这更需要他们传承人积极挖掘和思考时代特色,在保留文化底色的情况下,与主流相结合,做一个有时代温度的传承者。他相信源于民间的剪纸文化能再次适应时代,作为各家各户的符号来呈现出新时代的新活力。
秉持传统,融入时代
在被问及如何更好传承剪纸文化,赵先生说:“我认为传承的关键在于如何融入新时代,用新时代的叙述方式去讲好非遗故事。若是剪纸要单纯依靠一家小店以售卖或者体验的形式去宣扬剪纸文化,那么力度肯定是不够的。怎么利用好新时代?我认为一个是通过和大企业合作,把剪纸元素融入进他们的产品中,让大家有更多接触到剪纸的机会。第二个是运用像抖音,B站这样的新媒体平台,比如像李子柒,用新媒体让全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田园诗般的美,剪纸也是一样,能把艺术用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给大众很重要,第三个是融入其他艺术,比如把剪纸元素融入到舞蹈、戏剧、建筑这样的艺术中,“众人拾柴火焰高”嘛,不同艺术的抱团也对弘扬也非常有益“。
“薪火相继承千年底蕴”,实践队员对此感触颇深,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工匠,秉承先祖遗训技艺,将这美好精妙传承。而他们传承的不仅是一门门精美绝伦艺术,更是一种种中国人的情绪的表达,一缕缕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魂和神。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通过传承人的讲解与指导,实践队员决定尝试自己剪出一幅的剪纸,切身感受剪纸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在艰辛的实践下,队员们剪出了精美喜庆的剪纸
通过一天的实践,实践队员对剪纸文化的美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并亲身体会到了剪纸制作的艰辛不易,收获了展出成品时的自豪喜悦,同时了解到同剪纸一样的非遗文化在传承和弘扬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在更直观地体悟到保护非遗文化的重要与困难后,实践队与传承人展开了讨论,得出了更好保护非遗文化的方法:大众层面,我们应自觉地学习了解非遗文化,并落实在行动中,切身体会非遗文化的美,匠人方面,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以虔诚沉稳的心对待非遗艺术,并且不能一昧固守传统,而要让非遗艺术融入新时代并随时代发展,展现出新的活力,政府部门方面,既要加大对非遗文化的投资,不让传承匠人因经济等原因而放弃,还要多加建设非遗文化的展现平台,让非遗文化更多地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通过这样三管齐下,实践队相信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得到根本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定能走向大众,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孙泽昕)
《平原上的摩西》:成功的改编 全新的创作******
根据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的同名迷你剧在迷雾剧场首播时,确认入围今年柏林影展的剧集单元。这个展映单元的设立以及选片原则,是为了呈现多种放映平台上的当代电影怎样展开“长故事”的叙述。就这一点而言,《平原上的摩西》脱离了观众司空见惯的悬疑连续剧的模式,它更适宜被当作一部7小时的长片。
双雪涛写作《平原上的摩西》,明显地致敬福克纳,借鉴《我弥留之际》的叙事手法,以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的混响,拼贴出一段从199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东北往事。导演张大磊在改编和拍摄中,把故事的背景转移到同时期的呼和浩特,剥除了原作中“铁西区”“艳粉街”等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地域和时代符号。这并不折损小说文本提供的阐释空间,导演把小说当作一个特别的起点,由此展开了属于他的全新创作。
生活场景中的阴郁抒情
小说以多角色的回忆展开,时间轴是滑动的,不断地从“此刻”回溯到过往的某一刻。最先出场的是男主角庄树的父亲庄德增,他从1990年代初国企改革前夜的“下海”决定讲起,钩沉与庄树母亲傅东心在1980年前后的相亲、成家。剧集回避了这种张扬叙事技巧的跳跃时间线,按部就班地细说从头,开始于傅东心坐公交车去公园赴约,街景不断向她身后退去,不知哪里的喇叭,传出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主题曲。即便不知道这支曲子的来历,以沉稳的节奏流过画面的细节,构成了直观的“沸腾生活”。视与听制造的第一印象,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这段话:历史是被建构的,建构的重点不是空虚的时间,而是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工作,具体的生活。
抱着对“悬疑”的期待打开这部剧集的观众,很可能是失望的,除了第二集和第六集的结尾,剧中没有明确的事件正面爆发,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在出场人物身上,很难找到清晰的意志,更没有剧情片常规的“行动”。十多年时光流逝,国营工厂改制,工人新村拆迁,连环杀人案爆发,便衣警察在平安夜横尸贫民窟……本该倾覆生活的剧变和惊人事件,被生活的无数微小尘埃覆盖了。导演把更多的耐心交付给家庭和邻里的生活场景实录:女婿陪丈人喝酒,女儿和父亲商量买什么雪糕,老师带着孩子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当大案发生以后,警员们熬夜查卷宗、私服暗访等情节,没有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捆绑了,而观众更多看到他们在工作的同时,和普通人一样喝酒、泡澡、吃夜宵。摄影机成了显微镜,镜头前展开了微观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以及活动在这环境里的人们。
剧中屡次引用《卡拉马佐夫兄弟》,整体的剧作气质却多少有些切近契诃夫的意境。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那么多的欺瞒、背叛和暴力发生过,都是在看不见的“暗场”。创作者搁置了事件和行动,超越社会语境而深入日常生活的内涵,把重心转向刻画人的生存状态,更进一步,深入他们捉摸不定的精神世界,寻找他们隐藏于内心的波动。
小说中,傅东心像是承载了若干现象的容器,起初是委曲求全的知识分子,后来得到“先富起来”的红利,是自我放逐的文艺阔太。剧集最大胆的改编是一开始就用高光照亮了这个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即便海清的表演存在争议,剧作呈现的傅东心也是当下影视剧中的稀缺形象。她不是错生在特殊年代的林黛玉,也不是被糙汉丈夫庇护的女版堂吉诃德。她更多集中了契诃夫笔下一部分角色的特质,既是没有扣动扳机的特里普列夫(《海鸥》),也是下沉得更彻底的柳苞芙(《樱桃园》),她在无法摆脱的环境里因为抱有理想而格外痛苦。傅东心以“熬下去”的状态度过了她的大半生,自甘游荡于“正常生活”的边缘,她的大半生汇聚成一种阴郁的抒情,这也塑造了整部剧集的精神底色。
湖水、平原和枪声
从对“傅东心”的刻画到作品整体的气质,相比小说的冷冽干脆,剧集平添了怀疑和哀怨,这就注定了女主角李斐的结局是两条不同的“路”。
小说尾声,浑然不知李斐惨烈经历的庄树心存幻想,以为童年往事的回忆能把湖水变成平原。最后一句话陡然宕开现实,展开青春尽头的冷酷仙境:“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这则结尾,和《刺杀小说家》意趣相通,“信念”介入且暂时地战胜了现实。
而在剧中,李斐把枪口对准自己,虽然这个画面没有正面出现,但她的死是确定的,她的悲剧也是确定的。这个改写,并不是影像用形而下的结论对峙文本形而上的憧憬。一声沉闷的枪响,宛如同时砸在观众大脑和内心的重锤,提醒人们之前看到的“万家灯火”里潜伏着可怕的危机,甚至是能把人摧毁的。
一种彻底的悲剧精神流淌在整部剧集:蒋不凡是个正直的警察,但他在“准时破案”的压力下做出严重错判,最终赔付自己的性命;庄树渴望查清陈年血案,但真相把多灾多难的李斐推入更深的深渊;李斐是最无辜的,12岁的她为了在平安夜见到庄树而对父亲撒谎,这个谎言让他们坐上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蒋不凡的车,引发了蝴蝶效应般的惨剧。他们的生活支离破碎甚至万劫不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悲剧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没有谁应该承担全责——他们面对命运随心所欲的拨弄和玩笑,无可奈何。
导演以耐心的视听节奏铺陈具体的人间悲喜的点点滴滴,诚实地面对人性和人的存在,一旦创作者抒情地陈述具体的人的卑微和局限,以及因此而无法幸免的道德困境,真正的悲剧诞生了。这里没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没有摩西在平原上分开湖水,李斐和庄树的命运都脱离了他们的意愿。
卧倒在船上的李斐像死去的天鹅,庄树在染血的湖面上回忆他和李斐共度的童年夏日,比起小说轻灵浪漫的余韵,剧集结束于哀怜的凝视,也是这份“怨而不颂”的哀怜姿态,成就了影像表达中不多见的美学调性。(本报记者 柳青)
(来源:文汇报 2023年2月3日 第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