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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条”引发暴力抗议，意大利驻多国使馆面临安全威胁******
【环球时报驻意大利特派记者 谢亚宏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刘皓然】近来，有组织的暴力抗议活动在意大利频繁上演，就连意大利驻多国的外交使团都面临严峻的人身威胁。1月31日，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称，意大利政府已加强其在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措施，以应对不断升级的恐怖袭击活动。究其原因，这一系列暴力抗议与意大利《监狱管理法》有关，该国颇具煽动力的无政府主义者阿尔弗雷多·科斯皮托在服刑中为对抗这部“厉法”已绝食百日，其极端的抗议方式不断刺激着支持者的狂热情绪。
外交官收到子弹恐吓信
据路透社2月1日报道，1月下旬以来，米兰、罗马和特兰托等地相继上演街头暴力活动，多部车辆被当街焚毁，罗马某警察局甚至还被人投掷了燃烧弹。更为严峻的是，极端抗议者还频繁滋扰、威胁驻外官员，意大利驻德国、瑞士、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国的外交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和威胁，有人甚至收到了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信件内容要求意大利政府“释放科斯皮托”。在一众受害者中，意大利驻雅典外交官施莱因的车被一枚汽油弹炸毁，驻柏林外交官埃斯泰罗的车被烧。意大利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的窗户也被人砸毁。
当地时间1月29日，意大利政府对国内外近期一系列的极端抗议活动、暴力袭击行为表达强烈谴责。声明称：“诸如此类的行为吓不倒政府机关，国家也不会向暴力威胁者妥协。”塔亚尼称，这些暴力活动系意大利国内不法分子与国际无政府主义团体共同实施，意大利外交部、各驻外使领馆已全部升级了安保措施。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意大利影响深远，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巴枯宁曾长期在意大利活动，戏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也闻名世界。目前，意大利仍有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等团体宣传相关思潮。
“始作俑者”狱中绝食百日
现年55岁的阿尔弗雷多·科斯皮托是意大利极左翼人士、无政府主义者，2006年他与同伙试图以两枚自制炸弹袭击库内奥省一所宪兵学校，并为此受到了恐怖主义指控，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服刑初期，科斯皮托长期与外界保持联络，还在一些激进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与言论，最终在去年5月被“噤声”。狱方将他单独囚禁，并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络。
狱方针对科斯皮托所采取的严厉措施是基于该国《监狱管理法》的第41条，该条款允许狱政部门严格限制在押囚犯人身自由。在“第41条”的约束下，囚犯平均每天要被单独囚禁22小时，每月只能与探监访客见面1小时。即便是参与监狱内的集体活动与改造项目，他们也会受到严格限制。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第41条”曾经主要针对穷凶极恶的黑手党头目，旨在切断此类组织的通信和指挥机制。因为意大利的黑道大佬一度手眼通天，有人即便是在服刑期间仍能指挥属下兴风作浪，甚至肆意报复、杀害意大利官员。近年来，“第41条”的应用范围逐渐被拓宽，适用于大部分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黑手党分子、恐怖分子、颠覆分子。
为对抗“第41条”，科斯皮托从去年10月20日起开始绝食抗议，截至目前他已经绝食超过100天，体重骤减40公斤。因身体过度虚弱，他上个月在洗澡时摔伤了鼻子，已经从意大利萨丁岛的服刑地被紧急转移到米兰一座医疗条件较好的监狱疗养。
充满争议的“第41条”
事实上，绝食抗议并非科斯皮托首创。2002年，意大利北部一监狱爆发集体绝食抗议，这座监狱关押着罪行累累的黑手党头目、绰号“野兽”的萨尔瓦托雷·里纳。除绝食外，在押的黑手党人还不断敲击金属围栏，制造噪音。这股浪潮迅速传播至另外3所高级别监狱，参与者总数约为300人，全部都有黑手党背景。
一直以来，“第41条”在意大利法律界和国际社会都存在争议，很多法律专家将它称作“中世纪刑罚”。BBC举例称，意大利极左翼恐怖分子莱奥斯服刑期间被“第41条”约束长达20年，平均每年与外界沟通的时间为15小时，其精神状态受到严重影响。最后，莱奥斯在面对探监的亲人时几乎失语，和母亲的对话仅能维持几分钟。
2007年，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第41条”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同年，美国一家法院拒绝向意大利引渡一名黑手党毒贩，理由是他在意大利被判刑后有可能面临“第41条”的折磨。
(来源：环球时报)
东西问·中外对话 | 中德合作如何为全球气候治理“筑桥”？******
中新社柏林4月4日电 题：中德合作如何为全球气候治理“筑桥”？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日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强调，中欧要继续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合作。米歇尔和冯德莱恩表示，愿同中方持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绿色发展等各领域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
2022年是中国与德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作为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体，德国与中国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近年来已经成为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压舱石。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与德国和欧洲进一步实现合作共赢、携手引领全球低碳发展进程？如何兼顾气候目标的实现与能源和经济安全？氢能如何在中德气候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理解中德、中欧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竞合关系？
近日在由中国新闻网主办，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协办的“东西问·中德气候对话”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与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和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BWA)主席米夏埃尔·舒曼(Michael Schumann)就此展开了对话。
对话专家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广新能源方面，中国是德国和欧洲不可或缺的伙伴，双方合作有潜力成为欧中关系典范，氢能则可以成为双方未来加强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有着大量良好的合作，各方应该鼓励“建设桥梁”的合作精神，而非鼓吹走向对抗。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氢能可成为中德气候合作重要课题
弗里德里希：本世纪前五十年有两大主要转型进程，即数字化和碳中和。中国和德国应该而且必须密切合作，使全人类能够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进展。欧盟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雄心勃勃，而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定在2060年，还定下了其它非常具有雄心的目标。如果我们想实现这些目标，现在就要尽快、尽可能多地转换到不释放二氧化碳的能源上，如电能和氢能。氢能具有很大的优势，它不受管道约束，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储存、运输，在许多国家被认为是对抗气候变化的秘密武器。
德国是氢研究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有大量的专利，而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能够推动氢能方面的合作，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推进德中气候对话。
杜祥琬：气候变化，特别是当代气候变化科学的形成过程当中，德国的科学家乃至欧洲的科学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而现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欧洲的科学家们，包括德国的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推动，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有共同语言。
风能和太阳能有间歇性，要确保稳定就必须储能。氢能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储能。现在的思路就是让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跟储能结合起来。
氢能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制氢，因为氢是二次能源，煤可以制氢，但是要排放二氧化碳，这样就有违我们利用氢气的初衷、初心，所以欧洲方向也非常明确，就是制氢应该发展绿氢，应该是非化石能源来制氢。
第二是怎么用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要储能，用氢把不稳定的太阳能、风能存起来，从道理上讲是可以走得通的，但恐怕还缺乏实践，两国都是如此。
我们两国不仅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高度共识，而且面临着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困难有待解决，可以多做一些交流。
能源转型应兼顾经济与民生
舒曼：可靠的能源供应是创造和维护现代社会繁荣进步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能源政策三角”定义了经济供给保障的基本取向与环境影响和气候保护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天然气作为桥梁技术在迈向再生能源产业的道路上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
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在短时间内已退出了核能和煤炭，而德国仍然需要化石能源。近年来其加工和储存技术迅速改进，使其能够符合环境标准。天然气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提高再生技术效率的桥梁。应对气候变化和创造可持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有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中国是这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而德中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有潜力成为整个欧中关系的典范。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左上)和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BWA)主席米夏埃尔·舒曼(左下)。视频截图中德气候合作空间广阔
王毅：中德环境和气候合作有很长的历史，环境合作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在2008年之后，也就是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中德的气候合作也在迅速增加。这两年尽管在疫情下，我们仍然在环境、气候变化方面有非常多的合作、非常多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进一步加强中国跟德国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也希望这一合作延续下去。
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所以对此我们更多地去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另外我们也可能要更多地去选择优先领域。以氢能为例，中国发展氢能是非常快的。我曾经到西北地区看绿氢的生产，我们从太阳能的光伏去生产氢。这个氢将来考虑有不同的应用场景，比如说驱动燃料电池的重型卡车，比如说用氢能来生产更多的化工原料，随着应用场景(增加)，需要我们克服高成本以及更高地去提高它的效率，这需要中国跟德国之间开展合作。德国在这方面的能源转型上有非常好的经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制造以及大规模应用降低成本方面，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还有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刚才说到德国在气候立法、政策方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经验，比如你们有《气候保护法》。中国全国人大也在考虑下一步怎么样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方面，构建一个更好的立法和法律体系。两国在诸多方面都可以更好地去开展合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右上)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右下)。中新网记者 翟璐 摄中德合作可推动中欧及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王毅：中国出台的“1+N”政策体系，不单是减碳，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但是这个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在实践当中去总结。我们希望更多地向德国等发达国家学习。此外，我们要开展第三方合作，也就是说中国跟德国、跟其他发达国家，去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起来实现能源的绿色发展。
杜祥琬：我觉得中德合作非常重要，当中国研究自己的能源转型的时候，我们经常引用德国的例子，还有丹麦的例子，所以我非常关注德国。我们最近有一些专家到德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访问，给我留下一句这样的话，“能光伏处皆光伏”——能装光伏的地方都装上光伏，就是分布式的光伏发电——这点给人印象很深刻。
但包括德国和丹麦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同时，如何让它实现稳定输出。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多合作、多交流，让可再生能源不仅在计划层面，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实践上能够做出来让人能够信服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说是不断地关注德国和丹麦，也注意向你们学习。你们走在前头，我们只会更加高兴；但是我们要做得好的话，也希望跟你们交流。
应鼓励“建桥”而非“筑墙”
弗里德里希：如果我们能证明通过某些手段有可能维持繁荣、维护安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我们的技术将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榜样，所以我们现在迈向二氧化碳零排放的每一步都非常重要。
舒曼：我们欢迎中国在德国的投资。我们看到了中德之间许多技术领域的良好合作，包括汽车行业的良好合作。比如，以华为和德国汽车公司的合作为例，它们相互补充，也激发自己继续进步。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建设桥梁”的精神，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对抗精神对世界不利。(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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